驰援武汉一个多月，新冠肺炎在医生田蓉心中，数次刷新了认知——好像不那么新奇，又的确十分陌生。与死神抢人的过程中，患者病情的好坏牵动她的悲喜，有时，病房中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辉，也令她触动。

　　对田蓉来说，去疫情最前线，是不需要思考的一件事，“来，因为就是干呼吸科的。”

奋战在一线的田蓉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 陶冉

　　去疫情最前线不需要思考

　　3月5日早上7点，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病房内，患者逐渐醒来。田蓉当天第二次进入隔离区，打算在交班之前再完成一轮查房。

　　在口罩、手套、眼罩、鞋套、防护服的重重包裹下，田蓉的动作变得有些缓慢。经过一个多月的一线工作，她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全副武装，还摸索出了一些小技巧——刚来时，她依照网传的经验，用洗涤灵擦拭防护眼罩，以防止雾气上镜，结果刚进病房眼前就糊了，只能用余光搜寻雾气的“破绽”，借助一小片视野完成救治。后来，田蓉将洗涤灵换成碘伏，效果不错，终于摆脱了雾气的困扰。

　　对于传染性疾病，田蓉并不陌生。她所在的北京老年医院，由当年的北京胸科医院改建而成，后者是2003年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之一。当年，在外地读研的田蓉没能参加一线救援，但通过同事的描述和资料，也对非典有所了解。

　　1月26日，田蓉接到北京医疗队组队的通知，主动报了名。她是科主任，年资最长，曾在ICU干过，经验丰富。“来，因为就是干呼吸科的。”对她来说，去疫情最前线，是不需要思考的一件事。

　　当时，全国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逐日增加。当了多年的呼吸科医生，田蓉不像普通民众那样恐惧，但不断传来的死亡病例及医务人员感染的消息，让她在仓促的准备中，一瞬闪过写下遗书的念头。

　　遗书未能落笔。1月27日，田蓉收到消息：20分钟后集合出发。深夜11点30分，田蓉离开机舱，脚下已是武汉。

　　白大褂的悲与喜

　　新冠肺炎在田蓉脑中的认知被数次刷新。

　　1月29日，北京医疗队开设首个病区，田蓉是首批进舱收治患者的医生之一。平常工作中，很少出现大量病毒性肺炎患者，而当天病区就涌入了19位感染者，当一沓CT片在眼前展开，田蓉第一次有了“看到”新冠的实感。

　　没有想象中的重。19人中，只有两三位是重症患者，其他人症状较轻。在影像学中，新冠肺炎与其他病毒性肺炎，并无太大区别。

　　随着时间推移，新冠肺炎的不同寻常之处逐渐显现。相比其他肺炎，新冠病毒感染者往往有更快的疾病进程和更高的死亡率，有时三天过去，原本并不严重的肺部病变就彻底弥散，轻症患者突然转为重症，有的很快死去。

　　一开始，田蓉觉得力不从心。那时候医疗设备没有到位，入院患者无法得到更多的支持治疗，她难以摆脱遗憾感。随着后续高流量、有创呼吸机到达，医生们才能真正施展拳脚。

　　但有时，使尽浑身解数，也未必能挽回患者的生命。

　　凌晨1点到5点，田蓉钉在病区内的“小ICU”病房，一步也不敢离开。

　　病房11床躺着一位高龄男性感染者，12月10日入院，入院时病情较重，4天后上呼吸机接受插管治疗。上机期间，患者病情曾呈现稳定迹象，一度被考虑撤机，田蓉一直对他满怀希望。

　　病情恶化得十分突然。四天前，患者出现了多脏器衰竭，田蓉进入病房时，其血氧只有66、血压只有52/39，情况危重。田蓉再次评估该患者的病情，复查电解质、血凝等各项指标，评估心脏功能、查体、排除并发症、增加药量……4个小时里，田蓉用完所有能够尝试的手段，患者仍无改善，她心中一凉。下班之后，同事转来消息：11床去世了。

　　穿上了白大褂，一悲一喜就全部系于病床之上。全力施救的患者仍无法救回，田蓉只觉得人愿不遂。只有患者病情好转、顺利出院，沉重的情绪才能得以化解。

　　“我热爱这个职业”

　　对田蓉来说，从医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。

　　因为母亲是护士，从小，“白大褂”就是田蓉最熟悉的职业。田蓉的父亲是一名汽修工人，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职业病，有段时间病情较重，上医院成了家常便饭。想要帮助父亲减轻病痛，是田蓉从医的最初动机。

　　就像很多医护一样，母亲并不赞同女儿学医——这是一个要终身学习的职业，辛苦，且伴随着高风险。田蓉没有听从。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，田蓉的母亲一直是个强势的人，唯有这件事上，虽然反对，最终仍默许了女儿的选择。

　　不过田蓉毕业后没有从事骨科，繁忙的工作也让她无暇照顾父母，唯一让她欣慰的是，老人身体健康，用不上她的一身本领。

　　从事几十年，母亲当年劝阻从医的理由得到了验证。繁重的工作倒是其次，遇上了医患纠纷，田蓉便觉得堵心。但更多时候，治病救人给她带来快乐，病房中闪现的人性光芒让她触动。

　　一次，田蓉收治了一位新冠肺炎的年轻女性，对方是被当医生的爱人感染。被询问流行病史时，女患者语气平静，对于爱人被感染一事并没有怨言。田蓉从中感觉到另一种平凡的伟大。

　　“当医生的确不轻松，但我热爱这个职业。”